大学毕业生就业转向新一线城市

大学毕业生正在逃离一线城市?

杨岚(化名)4年前高考选择大学和专业时,很受网红名师张雪峰的启发。她没想到,4年后大学毕业求职,又一次追随了张雪峰的选择。

高考报志愿时,杨岚放弃了可以在老家江苏读一所不错大学的机会,选择了北京一所普通大学。“张雪峰说过,一定要去大城市读大学,这句话影响了我。”她说。

今年3月,正当杨岚考虑去哪里工作时,张雪峰发了一条“再见了,我奋斗了14年的北京!”的微博。“小孩上学,没有北京户口,将来不能在本地高考”是张雪峰逃离北京的原因。随后有报道称,张雪峰在苏州注册了公司。这又一次点醒了杨岚。

“我作为一个普通大学的本科生,很难在北京找到一份解决户口的工作。”现在的杨岚,即将在老家徐州一个高科技企业入职。

大学毕业生逃离北上广的趋势还在延续。

麦可思研究院近日发布的《2021年中国本科生就业报告》(下称《报告》)指出,2020届本科生在北上广深4座一线城市的就业比例为17%,比2019届下降了3个百分点。与此同时,在15座新一线城市的就业比例为27%,比2019届上升了1个百分点。

不同城市人才政策分化

2017年以来,人才争夺战在全国打响,一二线城市争相推出落户、购房、就业创业补贴等福利政策吸引人才,尤其是大学毕业生。

但现在,人才政策似乎在不同城市间发生了分化。

5月28日,深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发布公告称,今年9月1日起,高层次人才业务停止申报。对2021年9月1日及之后新引进人才不再受理发放租房和生活补贴。这意味着,曾经本科生1.5万元、硕士2万元补贴的时代可能一去不复返。

在一线城市里,深圳的人才政策堪称开放,但为何也在收缩?

人口规模是一线城市发展的一道红线。6月11日公示的《深圳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(2020-2035年)》(草案)提出,到2035年深圳规划常住人口1900万人。而目前深圳常住人口已达到1756.01万人,未来十几年的增长空间也十分有限。

北京甚至已经提出减量发展,一些高校将作为非首都功能向雄安新区疏解。从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的毕业生留京率来看,2013年到2019年,清华本科生留京率从30.7%跌至21.9%,北大则从71.79%跌至16.07%。

新一线城市的人才政策仍然开足马力。

苏州7月10日发布《苏州市人才制度改革十五条》等多项重磅人才新政,提出一系列优惠政策,比如设立“留学人员专项”,最高可获50万元项目资助、10万元创业补助、15万元薪酬补贴;未来3年提供不少于10万套人才公寓等。

《报告》显示,一线城市在“留人”上不敌新一线城市。在一线城市就业的本科毕业生中,工作五年后有三成以上选择离开,2014届、2015届本科生离开的比例均为33%。这明显高于新一线城市,在新一线城市,2014届本科生离开的比例为26%、2015届则为24%。

一线城市中,北京最留不住本科毕业生,五年后离开的比例为35.7%,广州则最留得住人,离开的比例为30.3%。

对于2020届本科生在一线城市和新一线城市之间“出”与“入”的原因,《报告》分析称,一方面,可能与一线城市的生活、住房压力较大,而新一线及其他城市不断优化的就业环境和人才引进政策有关;另一方面,也可能与疫情影响下部分毕业生就业观发生改变有关。

新一线城市后发优势

“在大城市的生活成本太高了,尤其是住房。”杨岚说。今年春节过后,她开始在学校外面租房,短短半年时间就搬了两次家。

第一次,杨岚遭遇了黑中介,只住了一个月就被“撵出”了出租屋。此后,她和同学合租了一间次卧,每个月的房租也有两千元。

广东省人口发展研究院院长董玉整认为,对于大学毕业生而言,新一线城市的优势不言而喻,相对友好的房租房价,宽松的落户政策和开放的人才政策,越来越多的优质工作机会,还有不错的收入,以及性价比较高的生活成本等。

从《报告》历年统计的毕业生就业半年后的月收入情况来看,一线城市仍大幅领先于新一线城市。比如,2020届本科生在一线城市的平均月收入是6916元,但在新一线城市只有5609元。

但一线城市高昂的住房成本让毕业生的购买力收入并不占优势。《报告》用每个城市本科生平均月收入减去当地平均房租成本,计算得出本科生的购买力收入,发现新一线城市就业的应届本科毕业生购买力收入不低于一线城市,其中在苏州、长沙就业的应届本科毕业生购买力收入高于一线城市。

从薪资的增长潜力看,新一线城市中,在杭州就业的毕业生薪资涨幅最高,2015届本科生工作5年后的月收入为13757元,比工作半年后的增幅达199.9%,反超广州的13106元,另外超过广州的主要新一线城市还包括南京、苏州、成都。

就业满意度是另一项能体现新一线城市后发优势的指标。数据显示,一线城市就业的应届本科毕业生就业满意度高于新一线城市,2020届本科毕业生在一线城市就业的满意度为74%,比新一线城市(71%)高3个百分点。

但本科毕业生工作5年后,在一线和新一线城市的就业满意度就基本持平。数据显示,2015届本科毕业生在一线和新一线城市工作五年后的就业满意度分别为75%、74%。

值得注意的是,因为疫情原因,2020届本科生整体就业率不如往年,一些受疫情影响行业的就业情况不佳,但毕业生整体就业满意度却同比大幅提升。

《报告》指出,就业满意度是毕业生对工作现状的主观评价,受薪资、福利待遇、工作环境、从业压力、职业发展、工作稳定性、行业发展前景等多方面因素影响。统计结果显示,令人满意的职业包括一些月收入不具优势的职业,也包括一些颇具挑战的职业。

杭州、苏州脱颖而出

尽管新一线城市越来越吸引本科毕业生,但在2020年成都、重庆、杭州、武汉、西安、天津、苏州、南京、郑州、长沙、东莞、沈阳、青岛、合肥、佛山这15个新一线城市内部,表现参差不齐。

最新的统计显示,杭州、苏州在一些指标上已经超过了部分一线城市,有望跻身本科毕业生就业首选地。

外省籍毕业生的就业比例很能体现一座城市的吸引力。在这个指标上,一线城市仍遥遥领先,但杭州、天津、苏州对外省籍毕业生的吸引力也很大,2020届外省籍本科生的就业占比分别为65%、63%、50%,高于一线城市中的广州(45%)。

天津作为直辖市,其户籍人口基数较小,但杭州、苏州分别位于人口大省浙江、江苏,对比之下,其对外省籍毕业生吸引力的表现更好。

留学人群作为高学历的代表之一,是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人力资本。《报告》显示,2015届毕业后留学的本科生,5年后在一线城市工作的比例明显高于新一线城市,但杭州进入“第一梯队”,其留学生就业比例为5.7%,超过了广州的5.6%。

在对2020届本科生的就业满意度调查中,杭州(77.3%)、苏州(72.6%)的表现,均不输一线城市中的深圳(71.7%)和广州(69.2%)。而对2015届本科生工作5年后的就业满意度调查中,苏州(79.4%)一跃超过了所有其他一线和新一线城市,杭州(77.0%)也超过了北京、苏州之外的其他一线和新一线城市。

除了上面已经介绍的薪资增幅,在杭州、苏州就业的本科生获得的晋升比例也高于一线城市。《报告》显示,2015届在杭州、苏州就业的本科毕业生工作5年内获得的晋升比例分别为76.0%、75.5%,高于一线城市平均水平(74%)。

《报告》如此解释:一线城市人才济济,职场竞争大,很多优秀的毕业生在职场中容易被埋没,而在新一线城市有更多崭露头角和锻炼的机会,也促进在职场的快速晋升发展。

在智联招聘联合泽平宏观5月发布的《中国城市人才吸引力排名:2021》中,杭州位于北京之后排名第二。该报告总结出杭州的三大优势包括开放的人才政策,蓬勃发展的数字经济,以及比较高的平均薪酬。

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数字经济行业是目前薪酬最高的行业,已经超过了金融业等传统行业。杭州、苏州的数字经济基础,为其吸引大学毕业生提供了基础。

公开数据显示,杭州2020年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为4290亿元,占GDP比重达到26.6%,增速大幅快于GDP增速。苏州提出到2023年,全市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达到6000亿元,年均增长率达16%以上。

与数字经济相关的互联网行业,人才也呈现从一线城市向新一线城市流动的趋势。智联招聘2月发布的《2021年互联网产业求职指南》指出,互联网的洪流从一线城市漫向各地,以杭州、南京为代表的新一线城市互联网产业发展势头强劲,并以政策红利吸引大批互联网企业扎根落户,形成机会较多、竞争缓和且薪资可观的人才发展沃土。

董玉整认为,新一线城市在制定人才政策时应更加注重针对性和可操作性,更加注重人才和现实需要之间的适配度,让人才真正能够有用武之地,真正实现自己的价值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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